从“天人相应”到“神人合作”

 

千百年来，基督教中有一种较为保守的神学思想：片面地强调神的全能和至尊的一面，突出神的主宰权与主动性，却忽略了人自身的积极性和责任；在神人关系中，人完全处于消极被动的状态，只能被动地等待和接受。时至今日，倘若我们仍对这种神学敝帚自珍、抱残守缺，就不合时宜了。本文将试着从中华文化的“天人相应”观念和基督教神学的“神人合作”理论这两个不同的视角来探讨在天/神与人的关系中人自身应有的价值和责任。

一、中华传统文化“天人相应”观念中的天人关系

中华文化博大精深，源远流长。自古以来，在我国的文化典籍和人们的思想深处，就蕴含着一种叫作“天人相应”的观念。“天人相应”又称为“天人感应”“天人相通”。这种观念无形中折射出了上天与人类之间一种特殊的互动关系。

（一）天命之谓性——人的心性与天道的内在呼应

我国传统文化中的“天”其实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，兼具道德本源、自然法则、宇宙主宰等多重意涵，是万物运行的终极依据。“人”则是万物之灵，为天地之心，与天在节律、德性、结构上相互感通、彼此对应，形成整体性的存在秩序。

儒家经典《中庸》开篇即言：“天命之谓性，率性之谓道，修道之谓教。”意思是人的本性源于上天，遵循天命并充分发展这一本性便是人道，而教化则是助人完成这一过程的途径。天将其本性赋予人，使人内在具备了向善、成仁的潜能。因此，“天人相应”首先是一种天与人之间的内在相应，是人的心性对天道的内在禀承与呼应。人的价值和责任正体现在对上天赋予之本性的自觉体认、修养与彰显的过程中。

（二）人法地，地法天——人的实践对天道的外在回应

在道家看来，天人相应意味着人不违物性、顺应自然。老子提出“人法地，地法天，天法道，道法自然”（《道德经》第二十五章），将人的生命活动纳入宇宙整体运行之中；庄子主张“无以人灭天”（《庄子·秋水》），强调尊重自然本然，实现人类与天地的同频共振。“天人相应”的核心要义，在于承认天与人之间的感通与互动关系。人不仅是天道的承受者，更是其在人间世界的践行者。

儒家主张通过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的阶梯式努力，最终实现“天下为公”的社会理想。君子“自任以天下之重”（《孟子·万章下》）等理念，正是这种宏大担当意识的体现。人的有限活动因而被赋予了参与构建宇宙和谐秩序的无限意义。道家和儒家从不同的角度论述了天人关系和人的责任，可谓殊途同归。

二、基督教神学“神人合作”理论中的神人关系

在基督教神学界，对于“神人合作”这一概念大家并不陌生，它突出了神与人之间相互协作和配合，从而实现神的旨意或完成一些趋向于真善美的圣工。当然，在这种协作关系中，神处于主导地位，人处于辅助地位。

（一）“神预备”与“己预备”并行

有些信徒每遇事时，便以一句“求神预备”来应对或作答，仿佛只要神有预备，便万事大吉。“求神预备”并没有错，但如果一味地只等神来预备，自身却消极逃避，或守株待兔、毫无作为，这样对吗？

圣经给了我们明确的答案：“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，新妇也自己预备好了。”（参《启示录》19章7节）这里说的“新妇”指的就是将来被提的教会众圣徒。我们要特别注意的是，此处经文说“自己预备好了”，这告诉我们：在成圣的道路上我们不仅要依靠神的预备，自己也要时常预备，才能在神的国中有份。因此，我们应当明白，“交托”不等于“推脱”，求神预备不等于推卸自身的责任。

（二）神人合作共同成就圣工义事

就基督徒的得救方面而言，首要的当然是依靠耶稣基督在S字J上成就的救赎大功。不过，有一些人认为，关于得救，人自身只需要坐享其成就可以了，但保罗却说：“就当恐惧战兢，作成你们得救的工夫。”（参《腓立比书》2章12节）这里说的“作成你们得救的工夫”原意是“持续性地为得救之工而努力操练和服役”。可见，在基督徒的得救之路上，尤其是在成圣阶段，人不能完全置身事外，而是要做出相应的配合和努力。

我们说“神人合作”，多数是指基督徒得救一事而论的，不过，需要神与人共同合作的事情不仅局限于得救，我们的信仰和生活中有很多事情都需要神人同工。耶稣行的许多神迹，例如变水为酒、五饼二鱼等，其中都有人对主耶稣的配合（做工或奉献）。

三、“天人相应”与“神人合作”的相通逻辑

表面观之，“天人相应”与“神人合作”分属两种不同的文化和学说，前者属于中华传统文化，后者属于基督教神学，但仔细推敲，我们便不难发现，二者在底层逻辑上是相通的。其相通之处主要包含以下两点：

（一）二者皆充分肯定人的价值与责任

无论是在“天人相应”的观念中，还是在“神人合作”的理论中，人的价值和责任都是毋庸置疑的，两种学说均未忽略人自身的责任。从根本上说，人的使命秉承于天，乃是奉天承命。孟子曰：“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……”（《孟子·告子下》）“亲亲而仁民，仁民而爱物。”（《孟子·尽心上》）圣经也记载，神把一些重要责任托付给人类：“要生养众多，遍满地面，治理这地；也要管理海里的鱼、空中的鸟，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。”（参创1∶28）

（二）二者均遵循“主导—配合”的辩证关系

无论天与人之间的关系，还是神与人之间的关系，都是一种辩证的关系：一方面，天/神和人类似于椭圆的两个焦点，缺一不可；另一方面，天/神与人二者所处的地位和发挥的作用是有主有次的，其中天/神处于主导的位置，人处于辅助或配合的位置。“天人相应”追求天道引领、人道顺应，在和谐中达到天人相通；“神人合作”体现神主导、人辅助，在顺服中实现神与人同工同行。二者既不否定天/神的主宰，也不忽视人的能动性，而是在引领与回应、恩典与责任之间保持互动与平衡。

从“天人相应”到“神人合作”，使我们不仅看到中华传统文化与基督教神学的相通相契，也看到神的恩典与人的责任之间的辩证关系。作为人，作为当今中国基督徒，我们应关注的，不仅仅是两种理论或学说之间的会通，更应当是我们在新时代中国社会与教会中的责任。从文化到神学，从信仰到现实，需要我们去思考探索，更需要我们去行动实践，这是时代的召唤，更是神的托付。

（作者系安徽神学院学工部主任）